唐朝本土各道的“土贡”和药材贸易，以及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与医学等方面的交流，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尝试对《石药尔雅》矿物药的产地分布、传播方式等进行全面清理和系统分析，阐述文化交流对中医药学的具体影响，希望能为中医药文献的整理、中医药文化交流与传播以及中医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唐朝本土矿物药产地分布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新修本草》和《千金翼方》等文献的记载，《石药尔雅》本土出产的矿物药总数为51种，河东道、剑南道、江南道所产矿物药种类较多。

唐代虽然未提出“道地药材”的概念，但已注意到药物疗效与产地密切相关。与中医相似的是，为了保证药物功效，炼丹所需药物对其产地同样有着严苛的要求。

在《龙虎还丹诀》《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丹方鉴源》等丹经中，对药物的产地、性状、品级和效力等皆有详实描述，这关系着丹家们能否炼制出成功的丹药，以及修仙长生愿望能否实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炼丹家往往都会选用“道地”矿物药。这一需求则促进了各道之间矿物药的流通与传播。矿物药在本土的传播离不开国家的统一，政治环境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唐朝矿物药本土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唐朝快捷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地方政府向京城运输贡品。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述了唐朝十道中府、州、县、户、山川、道里、贡赋的史料。

书中记载了各道的土贡之物，其中记载179种药材，且标出了进贡的年代（开元或元和）。据书中的记载，所贡矿物药有水银、丹砂、曾青、理石、石钟乳、胡粉、紫石英、白石脂、金、银、戎盐。

《新唐书》载土贡矿物药有硇砂、水银、丹砂、空青、磁石、理石、石钟乳、胡粉、绿青、云母、消石、朴硝、紫石英、白石脂、礜石、金、银、白镴、戎盐、代赭，这些都是炼制丹丸的常用药物。

商品经济的发展，药材贸易的兴盛，也是促进矿物药在各道之间流通的重要原因。药材往往是由一定地点出产而运销到各地药店（药铺、药肆等）。

唐代南北各地有许多著名药店。甚至在中唐时期，四川梓州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定期药市。

《太平广记》载，唐天宝年中，益州（今成都）有药肆，青城山草市有药肆。药市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地区的经济中心，或药材生产比较集中的地域。

如梓州所在的川蜀地区盛产药材，更重要的是此地出产炼丹药并且道士云集。除了大型的药市之外，一些服务于平民百姓的流动商贩，也促进了药物在民间市场的流通。

如《新唐书》卷224下《高骈传》载：鄱阳吕用之“世为商侩，往来广陵……卖药广陵市”。但由于矿物药一般价格昂贵，一般的平民无法承担，故而炼丹主要是有钱的贵族阶级所为。

二、《石药尔雅》所收域外矿物药

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周边国家都有不同程度、不同领域的交流。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与大唐有过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共计93个。

查考唐朝各类文献的记载，《石药尔雅》所录矿物药中有27种在域外国家也有出产，矿物药多出产在西域。

无论是医药类文献如《新修本草》《海药本草》等，还是道类文献如《金石簿五九数诀》《丹方鉴源》等，都有用域外矿物药作药方、丹方的记载。有些矿物药本土虽有出产，但医家和丹家仍倾向于域外出产药物的使用。

其原因有二：一是唐人认为域外矿物药在药性和疗效方面胜于本土矿物药，医学和道教文献中常见“波斯者良”“波斯者为上”或“性能不如波斯者”等类似的记载。

二是唐朝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包容、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贯通，使位于丝路沿线的国家有利于同唐朝进行药物贸易与文化交流。这些域外矿物药传入唐朝本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贸易通商，是唐代域外矿物药传入中国的主要方式之一，可分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是官方贸易的主要形式。

《石药尔雅》所收矿物药，通过官方贸易传入的药物有黑盐、石绿、戎盐、金、银等。

据《册府元龟》之《外臣部·朝贡》的记载，贞观十七年，拂菻国进奉石绿、金精；天宝十二载五月，火寻国进奉黑盐；天宝五载闰十月，突骑施、石国、史国、米国等，进奉红盐、黑盐、白戎盐、金、银。

朝贡矿物药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所占份额较小，大部分还是通过民间贸易输入中国。在唐代，各大城市胡商众多，经营药材贸易的亦不在少数，特别是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西州等城市的胡药贸易非常兴盛。

如《太平广记》记载魏郡有人求购长生药，“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

可见胡商所卖药物，一般是中土难寻之物。还有部分药物则是由各国舶商以贸易的形式输入中国，如《石药尔雅》所收矿物药中，波斯的鍮石、昆仑国的石硫磺等都是有名的舶来品。

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相应的医药内容也开始输入中国境内。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介绍了西域的多个国家及其特产。其中多次提到印度出产鍮石、金、银等。

与此同时，不少高僧为将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并作译释。这些书籍中不仅包含有佛法，还有印度等地的医学。

《石药尔雅》中通过宗教传播输入的矿物药主要为鍮石和石黛，如印度佛像就常用鍮石制造，《大唐西域记》中云：“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

此外，佛经中还有关于矿物药相关配方的记载，如：“当取雌黄或石黛。捣令碎末精细罗之……涂于眼上即得隐身，乃至腾空飞行。”

《佛说陀罗尼集经》：“其病即差，用研雄黄……用石流黄雄黄二种，各取等分置草叶上……和其暖水洗浴其身，一切障难一切恶梦一切疫病皆得除愈。”

唐朝沿着丝路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上的交流，或多或少都裹挟着一些医学内容。为保证丝绸之路贸易的顺利进行，路途中如果商队成员生病，会有医生医治，敦煌出土文献中则有胡医为病人治病的记载。

域外关于养生长寿方面的丹方也开始传入本土，如印度传入长年方，这是印度丹术与中国丹术的一次交流。

《新旧唐书》中也有不少关于印度等国的丹药师向唐朝皇帝献丹药的记载，而《新修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均对西域医药有相应的记录，且《石药尔雅》中近一半的矿物药，都有域外出产的记载。

可见，外来药物与医术的传入，扩大了中医药物的种类，提升了药物产地与疗效关系的认知水平。

三、文化交流对中医药的影响

唐代是药物学大发展的时代。以《石药尔雅矿物药为例，唐朝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丰富了中医矿物药的种类。一些域外出产的药物，通过交流获得新知，有的甚至在中国本土也发现相应的产地。

如《石药尔雅》中的“胡粉”“卤咸”“戎盐”“胡”外来物的代名词，自汉朝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来大量外来物品，有此称谓。

“卤”《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也。”“戎”，古代对西戎地区的称呼。因为早期的引进，认识到新的矿物在本土也发现了产地之后，沿用了这种有明确外来含义的名称。

《石药尔雅》中药物隐名总共为335个，隐藏在名字背后的是与之相关的文化含义，可以体现出对矿物药的认知情况，对矿物药优劣真伪的辨识。

《石药尔雅》中“锡精”的一隐名“假公黄”，表示其中已经没有精华之物，不堪用。又，“磁石”的一隐名“处石，不拾针者”，表示无磁力不能拾针的磁石为劣质药物。

一些商人为谋利而制造并贩卖假药，使药材市场真伪并存，加之本土内也有域外出产的矿物药，且用来冒充域外矿物药则更是真假难辨。

如《新修本草》言“理石……汉中人取酒渍服之，疗癖，令人肥悦。市人或刮削去皮，以代寒水石，并以当礜石，并是假伪”。

对矿物药产地的重视。《石药尔雅》载：“消石，一名河东野。”唐代河东道产消石，故以“河东野”为其命名。与此相同的矿物药还有“代赭”“胡粉”“戎盐”等。

《石药尔雅》记载相关的矿物药，在其他文献中有关于产地与品质的详细叙述，如《龙虎还丹诀》言“丹砂”：“上品者生于辰锦州石穴之中，而有数色。中品者生于交桂，亦有数类。下品者生于衡邵，数种品类。”

值得注意的是，矿物药产地不同，功用也有所不同。道教书中记载有关于“滑石”的用法，若是制作六一泥，需用蔡州、青州出产的滑石为上，用之疗病，则昆仑者胜。由此可见，药物产地是用药的一个关键因素。

总结

通过对《石药尔雅》所收矿物药产地分布、传播方式的梳理，可知文化交流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不同地区、国家在医学上的交流与融合，不仅可以扩大对中医药的认知和研究，亦能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彼此交流互鉴，促进中医药的创新发展。

正是得益于中医药文化的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方使其几千年来得以不断更新、发展，在广济苍生、生生不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