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所载经典配方的略称。经方家，是一批擅长应用经方治病的医家。他们强调方证相应，重视药物及其配伍的研究，重视临床技术的研究，以擅用经方大剂为临床特色，近代也有“经方派”的称呼。孟河医派中也有不少以擅用经方出名的医家，如果说孟河医派是一棵参天大树，那这些经方家就是经过嫁接后长出的累累硕果。
内外兼擅的经方家余听鸿
余听鸿（1847-1907年），江苏宜兴人。13岁赴孟河天宝堂药店学徒，20岁师从孟河名医费兰泉。27岁返宜兴，为茶肆伙计,偶尔为人治病。35岁迁居常熟，屡愈危症,不数载而道大行。其间常熟温热流行，经听鸿救治甚多,有“余仙人”之称。余听鸿深得费氏心传，擅长内科，又精外科、喉科。著作有《余注伤寒论翼》《外证医案汇编》《诊余集》等。
余听鸿是晚清著名经方家。他说：“仲景之方人皆畏难不用，然病至危险，非仲景方不能挽回耳。”（《诊余集》）余氏不仅用经方治疗外感热病，也能灵活运用《伤寒论》方调治内伤杂病。他用药峻猛，擅用经方大剂，与当时流行的轻灵之风迥然不同。“余素性刚拙，遇危险之症，断不敢以平淡之方，邀功避罪，所畏者苍苍耳！”（《诊余集》）经方家的精神价值取向，跃然纸上。
影响余听鸿的第一人是孟河名医费兰泉。费兰泉（1818-1880年），其祖父费士源（1762-1835年）以内科名世，与王九峰、马省三（马培之之祖），皆为当时江南名医。费兰泉擅用经方，余听鸿曾亲眼目睹费兰泉用大承气汤治泰兴太平洲王姓妇人大结胸，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王姓儿暑热入里，济生肾气汤原方40剂治一牧童臌胀，附桂八味丸治施女滑胎等。这些案例，都记载在《诊余集》中。可见对余听鸿的影响之深。
影响余听鸿的第二人应该是柯韵伯。柯韵伯（1662-1735年），浙江慈溪人，晚年寓居常熟，著有《伤寒来苏集》。他强调仲景为百病立法，伤寒杂病治无二理，重视方证。指出“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来苏集》）。《伤寒来苏集》首次采用以方名证、以经类证的编注方法。余听鸿是偶然的机会得到《伤寒快读》一卷，此即柯韵伯所著《伤寒论翼》，手抄本虽有蠹蚀破碎，余氏亦以己意补缀，遂忆先师所讲，己所通悟，结合临床经验，与后辈逐句讲解，门人胡筠青随讲随录，即为《余注伤寒论翼》之初稿。后经修订补充，于1893年于苏城谢文翰斋刊印发行。《余注伤寒论翼》是余听鸿经方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他在柯韵伯方证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伤寒论》在各科临床的指导意义。这是孟河医派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
晚清的中医界空气沉闷，许多中医师固守叶薛吴王等温病家的只言片语、二三药方，追求轻灵奇特平淡，敷衍了事，不求有效，但求无过，学术生态凋零。余听鸿的崛起，以其鲜明的学术个性，彰显了孟河医派求实求真、医归醇正的优良传统，对《伤寒论》方证相应思想的弘扬、为在中医界培植全科思维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倡导中医改革的经方家陆渊雷
陆渊雷（1894-1955年），上海川沙人。少时从朴学大师姚孟醺治经学、小学，通诸子百家，好天文历算，1916年至1925年间任教于暨南大学等学校，业余治医学，及有成，受《伤寒论》于武进恽铁樵，又请益于章太炎，并助恽氏办函授学院，曾执教于上海各中医学校。1928年同章次公等合创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学宗旨，率先于教育计划中列入理化、解剖等课程。著作有《伤寒今释》《金匮今释》《陆氏论医集》等。
陆渊雷倡导中医改革和科学化，主要是强调实证的思想。他推崇经方，认为“中国经方，历数千百年数万万人之实验而得，效用极显，方法极简，至东汉已灿然大备，其时欧西尚在草昧时代”（《为中央卫生会议废止旧医案宣言》）。他高度赞扬经方的实效，谓“经方以草石汤药疗病，视证候以投方，投中，则覆杯而愈，不中，则不死为剧”。
他认为《伤寒论》为代表的经方用药方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伤寒今释·叙例》）。他更进一步指出《伤寒论》的精粹在于证候方药。他说：“统观仲景书，但教人某证用某方，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之名，可知意在治疗，不尚理论。中医之治疗有特长，理论则多凭空臆造，仲景不尚理论，正是识见胜人处，后人斤斤于风邪寒邪伤卫伤营之辨，而不于病证药方上著眼对勘，皆非读仲景书者”（《伤寒今释·卷一》）。基于以上的认识，《伤寒今释》中除对仲景证候方药详为解释以外，并广引诸家对经方的用法经验，但对“其有臆决病情，不举证候者，仍不采录”（《伤寒今释·叙例》）。可见，其学术思想与近代科学的实证思想是一致的。
他主张用西医的体系来整理中医，解释经方治病的原理。他建立了以经方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明确表示“敝院宗师仲景，实用经方”（《整理中医学说刍议》）“余以为理论当从西医之病名，治疗当宗仲景之审证为宜也”（《伤寒今释·卷一》）。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引起中医界的极大震动。
陆渊雷的学术思想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影响陆渊雷的第一人是恽铁樵。恽铁樵（1879-1935年），江苏武进人。《恽氏家乘》说：“家世知医，而铁樵尤开悟。”他毕业于南洋公学，曾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恽体素弱，经中西医诊治，未奏效。又因长子病故，遂发愤学医，精研历代医书，又问业于汪莲石，与姻亲丁甘仁切磋。用麻黄汤治愈儿子麻疹及肺炎、用四逆汤治愈同事小儿伤寒阴证，声名大噪。1920年辞职，主攻医学。主张中西医汇通，各取所长，并对当时中医界流行的温病学说展开猛烈的批评。他说叶薛吴王的温病学说“有未发明之学理，有江湖术之黑幕”，主张以《伤寒论》为准则，“伤寒以《伤寒论》为准，温病亦当以《伤寒论》为准”（《温病明理》）。1925年他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受业者达千余人。陆渊雷投于恽铁樵门下，是缘于学术思想上的认同，特别是对《伤寒论》价值的认同，并共同致力于中医学术的改良实践。
影响陆渊雷的第二人是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年），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氏对医学也很有研究，于《伤寒论》更具卓识。他说：“要知仲景《伤寒论》，其论病机，乃积千百年之经验而来”（《伤寒论讲词》）“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中国医药问题序》）。章太炎研究《伤寒论》多抛弃传统的解释，所谓“上不承灵枢内难，下不采薛叶诸家”。他推崇柯韵伯、徐灵胎、尤在泾、陈修园等经方家，尤其对柯韵伯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代表了仲景学说研究的主流。说“自成无己以后，解《伤寒论》者多家，不佞所愿，则学柯氏”（《答张破浪论医书》），说柯韵伯《伤寒论翼》对《伤寒论》的阐述是“截断众流”（《论太阳病非局指太阳》），嘱人“不惜重资购取”柯韵伯的遗著（《征求柯韵伯遗著启》）。章太炎也重视日本古方家，他在给陆渊雷《伤寒今释》作序言说：“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反映出章太炎心中对国内研究经方的不满。
在章太炎、恽铁樵两位名人的指导和支持下，陆渊雷在上世纪20年代中医存废的斗争中是一位善战的骁将，以经方为拳头，狠狠打击了废止中医派的企图，向社会显示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在中医发展之路的探索中，他是一位执拗的学者，他敢于吸收西医学说以及近代日本汉方精华来滋润中医学术，是孟河医派后期的一位勇猛的改革者。
倡导辨病专治的现代经方派大师岳美中
岳美中先生是孟河恽铁樵一脉中的佼佼者。岳美中（1900－1982年），河北省滦南县人。16岁时考入滦县师范讲习所，一年后当上小学教员。25岁自学中医，间或给人治病。1930年，岳氏在滦县司集镇开办锄云医社，正式行医。1935年夏，岳美中得陆渊雷氏《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学有所得，然亦有未明之义。当年冬季，即加入陆氏创办的上海国医学院遥从（函授）部学习。陆渊雷曾在岳美中一份题为《述学》的考卷上，写下“中医界得此人才足堪吐气”的评语,并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1938年，岳美中经友人介绍到唐山行医，后自开诊所。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岳氏任内外科研究所内科副主任、肾病组组长、传染病组组长等职。1978年2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虽然岳美中被归于孟河医派，但从其学术思想和用药特色看，也是一位睿智而温和的中医改革者。
岳美中学术思想的变迁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是初学张锡纯、吴鞠通、王孟英，效失参半，苦闷和彷徨之中，重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起大症。第二个阶段（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学李东垣、叶天士，认识到仅学《伤寒论》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应当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总结出治重病大症用经方，治脾胃病用李东垣方，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可取。第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中期）学《矛盾论》和唯物辩证法后，提出“要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习医经历与临床感悟》）。从此可见，岳美中也重视经方，但后来的临床实践与特殊的政治学术地位，决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包容性，比起其老师陆渊雷来，他的观点更折中、更柔和些。但是，在对于西医学以及日本汉方的态度上，他与陆渊雷的观点是一致的。岳美中主张诊断以西医病名为准，而治疗从中医辨证。岳氏在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方面，也是非常注重西医疾病诊断及实验室指标的参考，并且他还开展了西医化验指标监测下的中医辨证论治精细化的探索。对于日本汉方，岳美中是有研究的。岳氏的《方剂学辑要》部分在许多条目下引用日本汉方腹诊内容。在讨论方药中，岳美中提及日本医家吉益东洞、浅田宗伯等医家的观点，甚至对日本汉方文献学家伊藤鳌的《伤寒论文字考》部分条文做了大量的补正。
值得重点讨论的是岳美中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说。这个学说是他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西医学影响下，结合自身的临证实践提出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医治疗模式。他从《金匮要略》中的疟病、蛔虫病、黄疸病、痢疾各病篇考证出发，认为中医有专病专药的特色。以疟病为例，蜀漆（常山苗）是治疗疟疾的一味重要药物，在《金匮要略》中有蜀漆散，在晋代《肘后方》治疟30方中用常山者为14方，唐《千金方》治疟25方中用常山（包括蜀漆）者20方，《外台秘要》治疟51方中用常山者39方，用蜀漆者10方，这说明古代在治疗疟疾时充分注意到了专病专药的作用。岳美中认为，在外感病中治疗流脑的龙胆草、治毒痢的黄连、治阳黄的茵陈、治阴黄的矾石等都是针对特殊疾病基本矛盾的特效药，提示汉唐医学有专病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方式的存在。岳氏还将杂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气化病，即一般所称的功能性疾患；一类是实质病，即器质性病变。他认为气化病多取通治法，而实质病多取特殊治法，特殊治法即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治法。他还例举当时中医研究院与北京第二传染病院等协作治疗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的临床研究成果，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肝昏迷、烧伤、麻风病等的临床报道，来说明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结合的优越性。岳美中指出，通过文献、临床及实验研究来寻找更多更有效的专方专药，“是不断丰富与发展辨证论治具体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西医结合创立新医药学的重要措施之一”（《辨证论治的探讨》）。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诊疗模式的提示，是对当时流行的辨病分型模式的修正。他认为“分型论治的目的在于寻找对某一疾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有效的专方专药”。以上诊疗模式的提出，是与岳美中先生扎实的经典功底分不开的。《伤寒论》是流行性热性病的一部专著，不问感染的病原，而据机体的整体反应作为用药的着眼点，个体差异的识别成为该书的核心思想。《金匮要略》是杂病的专著，其发病各有特殊的症状与体征，其治疗也有专方专药，辨病专治成为该书的重点内容。所以，《伤寒论》是疾病治疗学的总论，反映了疾病的普遍性；《金匮要略》是疾病治疗学的分论，反映了疾病的特殊性。两者有机的结合才是中医论治的原则。岳美中先生这一观点，是对经方方证相应的一种完整表述，也是在余听鸿、陆渊雷等前辈思想基础上的精准发挥，至今依然对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余听鸿、陆渊雷、岳美中三人作为外传期的孟河医派传人，或坚守传统，弘扬经方；或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援引西医学，吸收近代日本汉方。他们不仅自身完成从医生到学者的华丽转身，更引领了中医学术进步，他们创新性的学术成就，为孟河医派近现代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19世纪末叶，清廷腐败，传统文化式微；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中医生存危机显现；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学术传承的任务也非常紧迫。他们三人的举动，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中医发声建言著书立说，可以说，他们三人的这些做法，是孟河医派精神的延续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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