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海工作，于1986年奉调北京，在青海工作整整30个年头。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青海度过的，青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与民族医药结缘于青海
青海地域辽阔，全境面积72万平方公里。以青海湖为中心，海东和西宁市属东部农业区；黄南、海南、海北、果洛、玉树都是藏族自治州；海西柴达木盆地是蒙古族自治州；另外，还有大通、民和两个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门源两个回族自治县，以及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青海是一个多民族省，少数民族人口占46%，民族关系团结和谐，民族文化随处可见，一个家庭里有几个民族成员的“团结族”并不罕见。特别可贵的是，青海是汉藏文化的交汇之地，有不少既通汉语又通藏语的干部和群众。1978年以后，藏蒙医药事业是全省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我在青海省卫生厅工作，深刻体会到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民族医学也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正因为这样一些因缘机遇，1986年我到国家中医管理局（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以后，一直分管民族医药工作。1997年退休，之后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13年。
当时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是全国最穷的学术团体之一，是一个一无经费、二无编制、三无办公用房的“三无单位”。民族医药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是贫困地区，大多数民族医生连行医资格都没有。我们面对的是一帮十足的“穷哥儿们”。而民族医药企业刚刚起步，经营十分困难，支持力度有限。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汉族干部，研究过民族医药的一些共性问题，但并不是某一民族医药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会长，无非是工作岗位的转换。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是一个外行指导内行的学术团体，是一个总部设在北京、必须远距离操作的学术团体。我坚持副会长和理事会的人选必须是各民族医药的专业人才和领军人物，如措如·次朗（藏医）、罗布桑（蒙医）、黄汉儒（壮医）、岩拉（傣医）、尕布藏（藏医）、旦科（藏医）、哈木拉提·吾甫尔（维吾尔族医）等。这些人是各民族医药的著名专家，任副会长非常合适，但都是书生一个，清贫一色。他们缺乏社会活动经验，让他们出钱筹钱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一直很穷，穷到连几个工作人员的工资补贴都发不出来，出差费寄于客方邀约，房租费是连年欠账。
贫困之中，要坚持学术活动，要发挥学术团体应有的作用，巧妇要做无米之炊，是一大难题。学会干部想了好多办法，拉了一些赞助，搞了一些活动，但难以主动地开展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有时候，找到一些机会，到民族地区与当地领导共商振兴当地民族医药的大事。然后，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藏医、蒙医、维医、傣医、苗医、瑶医、壮医、侗医、土家医、朝医、彝医、畲医、羌医，一个接一个民族医药，在当地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和地方领导念同一本经，唱同一支歌，共同为本民族的传统医药继承发展呐喊。会议之前，商量会务的时候，我们提出承办单位负责2~3个人的差旅费，以便让学会秘书处有人去参加会议。
关于民族医药，“我应该作些总结和反思”
对每一种民族医药，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以便对它们有所了解。争取多一分知识，多一分发言权，不至于在学术领域蒙头转向。于是我尽量争取机会做一些民族医药调查研究工作，曾经在几个民族医药学术会议上讲了话。尤其是一些民族医药著作出版的时候，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我给他们的处女作写序言，并积极推荐。这些作者没有辜负我的希望，现在他们都是著作等身的民族医药专家了。
这些调查报告、文章、讲稿、序言，都收在这本书里。
在这些言词当中，我说尽了好话、真话、套话，也流露了忧虑、无奈、失望。那是杨花的春天，红叶的秋风，洁白的雪地里深色的脚印。青藏高原晴空万里蓝不可测的天幕上，飘荡着一只孤独的鹰，俯瞰着万类生命。
我经常感到，像我这样几十年来广泛接触多种民族医药的人是不多的。对此，我应该作些总结和反思。现在，民族地区大都是生态保护良好、交通比较方便的旅游地区了。但几十年前，那里可都是穷乡僻壤，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生活条件简陋，生活节奏缓慢，春风里夹着冰冷的细雨。可是，我们也因此有幸看到了民族医药的原生态，了解到民族医的艰难处境。于是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民族医药的书，全面介绍中国民族医药的历史和现状，怀念那些怀才不遇和“土得掉渣”的老朋友们。2015年，陈可冀院士主编“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的时候，曾邀我写一本《民族医药与民族文化》，作为丛书之一。不巧的是，是年冬，我得了一场感染性疾病，把写作任务搁了下来。拖了三年，发现原来的资料已经陈旧，不堪再用；且题为《民族医药与民族文化》，方方正正的题目，总得像教科书那样，讲得正确完整、纲目清晰、内容丰富为是。至少在各论当中，对各个民族医药都要有所交代，我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全国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尚在继续进行，亦必须有所等待。五年以后，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等待都迟迟未到，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我开始比较平实地对待自己，不再好高骛远，求全求大，决定继续《民族医药与民族文化》的编写。在总论部分，记述中国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经历，不管个人的观点和材料有些过时，也不管他人认同与否，作为一个曾经为此思考过问题的人，留下一份供后人参考的资料。这些资料今天不留下来，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各论部分，我决定知道多少就讲多少，讲过多少就收集多少，没有讲过的不勉强凑数。但为了民族医药的完整性，在各论中收入了几篇刊载于前期文集中的老文章，好像在一箱子新衣服当中，加了几件穿过的旧衣裳，这是应该向读者说明并表示歉意的。
民族医药属于草根文化
民族医药属于草根文化，民族医药人员是草根一族。2006年8月，我在云南保山召开全国民族民间医药学术研讨会期间，发现会场上坐的都是从事民族医药工作的教学科研人员及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没有一个土著的民族医生，更没有一个老民族医。我很想“请主角发言”，但不禁叩问，“民族医药的主角在哪里”？真正的主角，没有身份，没有单位，没有地位，没有论文，没有科研，没有收入，没有信息，得不到任何会议通知。得了通知，也没有钱来开会，我们只能开一个没有主角的学术会议。啊！画卷很多，山水很少；信女很多，高僧很少；汤水很多，米粒很少，此非世俗之俚歌乎！在我的老朋友中，有不少民族医药专家，编写了各民族医药概论、医学史、药物学、方剂学、内科学、验方集等。他们出身医学院校，有中医西医知识，有语言文字水平，通过田野调查、拜师寻访、参阅资料，把民族医药的口头文化用汉文记录下来，整理成书，正式出版，天下闻名。但他们当年的老师，隐居幕后，悄然而逝。今人只见水渠，不见源头。久而久之，细涓涸涸，枯木槁槁，此类非物质文化一去不复还矣！
后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要召开新一届代表大会，在推选代表的时候，某个民族地区的代表名单中，有医学院校的某位药学教授，而没有一个当地的民族民间医生。原来，这位教授一年前曾做过民族药研究的科研课题，研究过一种民族民间草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发表过相关论文，于是就成为民族医药专家，被推荐为民族医药学会的理事。我请求当地卫生部门慎重考虑此事，增选一位少数民族的、真正土著的、在临床第一线爬摸的、有群众威望的民族民间医生作为代表。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个教授才是他们省民族医药的真正代表。在一个现代科学当家的环境里，如此对待草根一族，我还能做什么呢？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现代科技，一日千里。但水有源，树有根，今日之一切，莫不是传统文化之枝叶所蔓，莫不是原创思维之缕缕所续。我唯有以本书的泛泛之论，探先民于草莽之中，传生命艰深之奥义。不自量力如此。“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祈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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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完这本文集，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新世纪的身影大步流星，而中国民族医药仍在艰难中踽踽独行。我经常梦回故乡，流连忘返于茂林修竹的小河旁边，坐在戽水的牛车棚里，听稻田里杂乱的蛙声一片。现在，那里已被工业园占用。人们曾经小心翼翼地珍惜过什么，保护着什么，至少保留着士人的尊严、游侠的热肠、童贞的幻想、职业的灵光、高僧古寺的虔诚、邻居小妹的伤感，以及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变成存在心底难以抹去的一方园地。
我们展望未来，也珍惜过去。历史这样走过，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引着我们。我饮过昆仑冰川融化的雪水，迎着巴塘草原古老的风，踏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走过的足迹，穿过沧桑岁月，拾起一片初心。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千姿百态，传统医药积淀丰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山高水深、源远流长。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抢救工作，我在40年前曾大声呼吁刻不容缓。的确，全国各民族地区做了大量工作，我把它称之为“伟大的文化抢救工程”。用民族文字整理的医药古籍，用汉文编写或翻译出版的民族医药著作，已经可以建立一座像样的民族医药图书馆了。但遗憾的是，人才流失太多，那些无文字记载的草医草药知识都留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走了，一切都带走了。
我在怀念措如·次朗的时候喟然长叹，他至今没有一本真实的传记。甄艳博士告诉我，藏文版的传记已经有了。这使我感到欣慰，也使我惕然自省，我已经属于孤陋寡闻的一族。
在这本书里，我说了很多话，对民族医药作了高度评价。我写了很多序，对民族医药专家赞许有加。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民族医药也是一个伟大宝库。这是我的文化自信、我的希望，也是我一切论述的出发点。
必须再次说明的是，这本文集收录的基本上是五年以前的文章，其资料、情况、数字、论述，都已陈迹斑斑。奉献给读者的，实际上是一束明日黄花。例如1999年写的一篇序言里，提到许多医学史著作都未涉及民族医药。这不是医学史作者的失误，而是文明历史普遍的遗漏。在2000年出版的由李经纬、林昭庚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中，“少数民族医学”就皇然独立成章了。
我非常感谢甄艳博士，她在民族医药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对藏医学的研究卓有成效。我在民族医药的宏观综述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得到过她许多支持和帮助，包括对这本书的整理付梓。
我永远感谢民族地区的老朋友们。多少年来，我在他们面前执弟子礼甚恭，探得许多民族医药的宝藏。他们倾心相待，倾囊相赠。我这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提到他们，每一个字都怀念他们。
我开头说过，编完这本文集，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但同时又有一种解脱后的欣喜之感。“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句）。我认为，后来居上才是进化的基本规律！
一个做穹顶玻璃的西方艺术家说：“当对生命饱含热情的时候，我所有的岁月都是金黄色的。”我希望我的书，成为和读者共享的一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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