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宗扁鹊的生平事迹，一直存在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没有读懂司马迁的《扁鹊传》，或者不遵从司马迁的考证意见，把一些传闻异辞作为依据，另起炉灶创立新说，以至于以讹传讹。想要正本清源传承中医学术，必须拨开历史迷雾，重新认识扁鹊，正确解读中医历史。
否定司马迁考证，割裂扁鹊形象
误读司马迁《扁鹊传》的人很多，赵绍祖（1752—1833）《读书偶记》论述扁鹊说：“意太史公故为荒幻之词，而云或在齐或在赵，不必其为何方；为卢医，为扁鹊，不必其为何名；或在春秋之初，或在春秋之末，不必其为何时，以见扁鹊之为非常人，一如其师长桑君耳。”
日本学者滕惟寅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割解》中说：“扁鹊，上古神医也。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犹释氏呼良医为耆婆也，其人非一人也。司马迁采摭古书称扁鹊者集立之传耳。其传中载医验三案，文体各异，可以证焉。盖司马迁而不知扁鹊非一人也，但受术于长桑君，治虢太子病及著《难经》者，是即秦越人之扁鹊也；其诊赵简子者，见齐桓侯，在《国策》所谓骂秦武王，在《鹖冠子》所谓对魏文侯者，又为李醯所杀者，皆是一种之扁鹊也。注者不知而反疑年代龃龊，枉为之说，可谓谬也。”
滕氏否定了司马迁对于扁鹊的考证，割裂扁鹊形象的完整性，把一个为中医学创立开辟道路的医学宗师虚无化，严重影响大家对先秦医学史的研究。然而误从其说者不乏其人，如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医药史话》等均采此说，目前许多文章也持此观点。
日本学者丹波元简著《扁鹊仓公传汇考》说：“盖扁鹊必一神医，于是战国辩士，如稷下诸子附会种种神异之事，或笔之于书，或以为游说之资，故诊赵简子、治虢太子、察齐桓侯，其事之虚实，固不可知矣。”他认为司马迁没有辨别清楚战国辩士一时的“附会之词”，稀里糊涂“辄凑合立传以实之”，否认司马迁对扁鹊作过考证，认为其误将各种传闻异词搜罗起来，杂凑了一个《扁鹊传》。国内有人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随声附和说：“《扁鹊传》似乎是一部未定之稿。”
经笔者考证，扁鹊诊虢太子的记载来源于《韩诗外传》，虢太子（或虢世子）是“虢邑”里的长子，扁鹊所诊之桓公实为田桓公，而非齐桓公，他们生活于同一年代。所以，扁鹊一生中诊治了赵简子、虢太子、田桓公是完全可能的。
造成对司马迁考证误读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仅凭望文生义，随意否定司马迁
在清末民初时有一股疑古风潮，学者卫聚贤先生在关于扁鹊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更离谱的观点。他在《古史研究》中称“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说“扁鹊即此西医之为中国人者，郑人亦可，赵人亦可，卢人亦可，秦人亦可，本不限于地域，后人乃各将各地学西医者名为扁鹊。”
李伯聪先生《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对卫氏观点的偏颇之处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卫聚贤对扁鹊名字“秦越人”奇想联翩，得出使人惊诧莫名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四五百年间，竟存在着一个遍及齐、秦、郑、赵等各国（实际上等于遍及全中国）的中医学习西医（印度医）的运动。”
日本学者森田一郎在《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研究》书后附有《扁鹊考》一文，把“扁鹊”解释为砭石，认为扁鹊就是砭石的假托，并说“秦是西方的国名，越是南方的国名。而姓秦名越人这个姓名，就暗示秦越人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而实无其人。所以，秦越人的传记，就是不正确和不确实的”。森田先生尽管别出心裁地把“扁鹊”释为“砭石”，想以此来破译最难解的《扁鹊传》。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是不能成立的。
夸大文化决定作用，编造扁鹊成长环境
通行本《史记·扁鹊传》说：“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南朝刘宋裴咽《史记集解》引用晋人“徐广曰：鄭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也云：“按勃海无鄭县，徐（广）说是也。”这就是今本《史记》对扁鹊里籍的记述和古代史家的解释，他们认为“鄭”是误字，原文应作“鄚”字，也就是今河北雄安新区的鄚州镇。
学者温如杰先生说：“鄚在春秋时期是北山戎、赤狄、白狄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无城邑，无学校，无文字，语言与华夏不通，此时此地缺乏塑造扁鹊这样一个伟大医学家的文化土壤，而只有号称文化之帮、孔孟之乡的齐鲁，才有培育扁鹊这样杰出医学家的可能。”这理由看起来似乎很具说服力，但他把鄚邑描绘得如此荒凉可怕，只是出于想象并没有事实根据。
《左传》记载昭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535年：“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虢。”晋杜预注云：“虢，燕境。”齐景公与晏子所到达的虢城，就是距鄚州十余里的城邑。公元前294年赵惠文王把鄚州与易县古城，割让给燕国。鄚州附近在汉代为侯国，更名为“高郭”，这一带还出土过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和文物，并非“无城邑”。《左传》说齐景公与燕国“盟于濡上”，杜预注：“濡水出高阳县东北，至河间鄚县，入易水。”齐国君臣从正月癸巳至二月戊午，住在这一带约25天以上，可见温先生所说的“无文字，语言与华夏不通”是不成立的。
司马迁记述扁鹊当时在城内守客馆之师，长达十年之久，并且在这里学习医学，接受长桑君赠送的《禁方书》是完全有可能的。扁鹊在公元前497年诊赵简子病不是在“孔孟之乡”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不应该人为编造扁鹊成才的文化土壤。
不懂“后世笔法”，误解司马迁记载
扁鹊秦越人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夫子、赵简子大体同世，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列扁鹊为越王勾践时代之人，也是尊重司马迁《扁鹊传》的记载。
卢南乔先生说：“从经历说，扁鹊曾到过已成为赵都的邯郸，本传说他‘过邯郸’，和他‘过虢’‘过齐’‘过雒阳’‘入咸阳’，无一不为国都可证。我们知道，赵始有邯郸，其时在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始都邯郸’其时在赵敬侯元年（前386年）。扁鹊‘过邯郸’，只能在‘赵始都邯郸’以后，这是铁定不移的。”
卢先生用这些推理，得出了否定司马迁的结论：“扁鹊绝无可能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是可断言的，因而历来以赵简子为定点去考辨扁鹊年代是不明智的。”
司马迁记述秦越人行医的地方而举了一些地名，至于当时是否为今名或是否为赵、秦首都，那是无关紧要的，这不会影响他准确地表述秦越人的行医概况。“扁鹊名闻天下”，“随俗为变”，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卢先生为了否定扁鹊诊赵简子，非要说这些地名都是国都，确有强词夺理的嫌疑，而且其考证也不准确。
《诗经》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始创于商地，而不是诞生于“殷”，但是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首称“殷契”而不称“商契”。盘庚迁都，商始更名为殷，此距契的时代已相当遥远了。称其为“殷契”的这种后世笔法，不会造成混乱，所以不必刻求作“商契”才为正确。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文王的伯父太伯、虞仲，为了把周的社稷传给文王而“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正义》注云：“大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讳楚（庄襄王名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可知荆楚不是周初的名称，而是司马迁说的周文王的伯父“亡如荆蛮”，是汉代对于吴越之地的称呼，而不是当时的地名。
《史记·河渠书》云：大禹治水时“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张守节《史记正文》注：“华阴，县也，魏之‘阴晋’，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帝改曰‘华阴’。”可见司马迁说大禹治水路过的华阴也是汉代地名，而非大禹时代的地名。司马迁称“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也是以汉代地名标示老子籍贯。可见在不影响正确表述时，史家可以灵活变通，用后世笔法表达，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何爱华先生《秦越人（扁鹊）事迹辨证》说：“司马迁在《扁鹊传》中确定：‘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或‘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日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实。这种事实，都是在一定时间和地域中进行的。这种事实，在上述论著中，已为一些学者们所共认。我认为这种事实是确指：邯郸，在春秋时期，原为卫邑，后属晋，自前386年，赵敬侯由中牟迁都于此，定为赵国都城后才日益繁华。这样，他（扁鹊）过邯郸，才能为带下医的。雒阳，在春秋时期，一直叫‘成周’，战国以后改称‘雒阳’，由于周人保持一种尊重老人的传统和遗风，这样，他过雒阳，才能为耳目痹医。咸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迁都于此，筑冀阙。商鞅第二次公布变法，革除戎狄旧俗，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秦国才有爱护小儿的社会风气。这样，他入咸阳，才能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地做了儿科医生工作。如果对这种事实都不能承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根据来论证他的医事‘活动时间’？”
司马迁在《扁鹊传》中指出扁鹊行医过程中曾经到过这一带地方，并没有说扁鹊所入之地都是国都。周王所居的城市叫王城、成周或洛阳，并非周朝的国都；但“周公作雒”，扁鹊之世，洛阳城是存在的，只不过名字不同罢了。洛邑或成周之内，世居周人，扁鹊“过雒阳”不必在战国之后，无须多辩，思之自明。
邯郸在很久以前就是赵氏封邑，所以《左传·定公十（公元前500）年》就有追叙邯郸赵午的文字，其中云：“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因为赵简子的同族赵午世封邯郸才得名“邯郸午”，赵简子杀赵午之后，也因赵午世封邯郸才让他的嗣子“二三子唯所欲立”，继其世位。所以，扁鹊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是完全可以的，不必再等一百多年邯郸成了赵国都城后，才“闻赵人贵妇人”。
咸阳一带，自古为秦人居住，司马迁云“来入咸阳”是其身在长安，写东方的医学家扁鹊跋涉千山万水，为三秦人民的健康，不辞辛劳由勃海之滨向西“来入咸阳”一带行医。爱子之心，古即有之，何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才懂得爱小儿？
司马迁在《赵世家》和《扁鹊传》中两次言之凿凿地指出，扁鹊诊过赵简子，事后得到四万亩赐地。卢先生认为非要太史公写明“入绛”，才能得以“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其偏颇之失，也甚明显。
前人误出其说，或许与不明史家的后世笔法有关。司马迁记武帝用“今上”“上”等是当时笔法，其述武帝之前的事则用后人追叙的后世笔法。史家用谥号称呼被追封的死者是一种惯例，如《左传·僖公十八年》云：“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瀛，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古人有作为，死后才加谥，前文中的惠公、昭公、孝公、懿公等都是死后的谥号。一出生即称其谥号，是为后世笔法。同样赵简子、桓侯都是谥号，他们生前都不知道自己被后世称为赵简子、齐桓公，这也是史家后世追叙的笔法。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正说扁鹊需尊重
古代“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因此有悠久的记事、载言的传统。司马迁是非常严肃的历史学家，《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占有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丰富史料。司马迁著《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在汉代就被公认，所以“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为古人立传，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比如他写老子的时候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莫知其然否。”
司马迁见到了很多古人的学术著作，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考证，然后为其立传。因此《史记·管晏列传》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立《扁鹊传》，是他经过考证权衡而写成的，他所取用的资料都是后人研究扁鹊名号、里籍、医学授受、行医概况、学术特长等诸多问题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而绝不像韩非子等策士、学者为文借典，偶然提及扁鹊传奇故事那样难以令人信服。
司马迁对“扁鹊以其技见殃”的悲惨遭遇深为同情感慨，他说：“女无美恶，居官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技见殃……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道出了太史公对扁鹊这位伟大医学家敬仰和爱戴之情。但扁鹊秦越人距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有400余年，其史料多而复杂，远不像仓公诊籍那样翔实可靠，要达到实录入传，必须进行一番考证。所以《扁鹊传》中的文字都是司马迁去粗取精、弃伪存真后的论断。
由于年代久远，《史记》传抄中也出现了文字讹误，司马迁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多已失传，要读懂和正确理解司马迁论断的原义，也必须下一些功夫，否则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国医大师张灿玾教授曾经感慨：不知为什么，《扁鹊传》有些问题写得这样模糊，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仍没有读懂《扁鹊传》。因此，他主张进一步对《扁鹊传》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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